老律师笔记|对赌业绩补偿落空能否主张回购 把高频争议点与裁判口径讲清 投资纠纷律师 2026|商事争议解决手记
对赌协议这个词,很多人是从新闻里第一次听说的。真到了自己签投资协议那天,条款都是律师一行行排好的,投资方拿着笔往下划,创始人盯着回购义务那一行看半天,最后还是签了。
为什么签?因为不签钱到不了账。
可三五年后业绩没达标,投资方掏出协议要求回购,创始人这才发现——当初随手签的那一页,可能把自己连带整个公司都装进去了。这篇文章不讲大道理,就讲投资纠纷里最常见的一类:业绩补偿没兑现,投资方到底能不能要求回购股权,法院在这类案子里到底看什么。我把这十几年办过和见过的类似案子,掰碎了讲。你要是正在签或者已经签了这类协议,建议逐字看。
一、对赌业绩补偿落空后,投资方主张回购的几个高频风险点
风险点一:跟谁对赌,决定了回购条款能不能被支持
这是投资纠纷里第一件要掰扯清楚的事,也是最容易被外行忽略的事。很多人以为,只要投资协议里写了"业绩未达标,投资方有权要求回购",这句话就一定算数。错。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之后反复强调一个区分:与股东(创始人)对赌,和与目标公司对赌,在效力认定和履行路径上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直接决定了你的钱能不能拿回来、找谁拿、走什么程序拿、拿到的时候公司还剩什么。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2019年11月8日印发)第5条写得很明白: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
说白了,跟创始人个人签的回购条款,原则上有效,投资方拿着协议直接起诉创始人,要求按约定价格回购股权,法院一般会支持。但跟目标公司签的回购条款,不是无效——注意,不是无效——而是你得先过公司法这道关。什么关?公司有没有足够的可分配利润来回购?有没有履行减资程序?其他股东有没有异议?这些问题不解决,投资方拿着协议找公司要钱,法院大概率不支持实际履行。最多判公司"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下履行回购义务",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执行不了,等你把减资程序走完再说。
减资程序有多难走?要开股东会、编制资产负债表、通知已知债权人、登报公告四十五天,整个流程少说三到六个月。而且如果公司还有其他债务,债权人可以要求提前清偿或者提供担保。等你走完这一圈,公司账上还有没有钱回购,就不好说了。更要命的是,其他股东可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你想把股权卖回给公司,其他股东说我优先买,价格还压你一头。
我们团队遇到过一个案子,投资方把回购义务人同时写成了公司和创始人,两份义务并列写在同一条款里。起诉的时候,投资方主张公司承担回购责任、创始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最后认定:公司回购部分因未完成减资程序,不支持实际履行;创始人个人回购部分有效,判创始人按约定价格回购。这个判决看起来投资方赢了,但实际上创始人个人名下的资产早就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得七七八八——房产在配偶名下、股权代持在亲戚名下、银行账户里常年趴着几千块。执行阶段又耗了一年多,最后通过追加被执行人、查封配偶共同财产等一系列动作,才执行回来一部分。
这一点,90% 的当事人在签协议时根本没注意。创始人觉得回购义务写在公司头上跟写在自己头上差不多——反正都是公司还钱。投资方觉得多一个义务人多一层保障——公司还不上还有创始人。等到真出事了才发现,公司那层义务根本执行不了,个人那层义务的偿付能力又成问题。
防范建议很直接:如果你是创始人,回购义务能不写公司就不写公司,真写了也要把创始人个人责任和公司责任做切割,别让法院把两笔债算成一笔,也别让公司减资程序卡住整个回购的执行。如果你是投资方,跟公司对赌时,务必同步要求创始人提供连带担保,并且在协议里把触发回购后的减资配合义务、时限、不配合的违约责任写清楚。最好再加一条:创始人在收到回购通知后三十日内应当促成公司完成减资程序,逾期则创始人个人直接承担全部回购价款。这样就算公司那层走不通,你也有一把直接捅向个人的刀。
我再补充一个实务细节。很多创始人在签协议时,压根没把"回购义务"当回事——觉得这就是个格式条款,真到那天公司说不定已经上市了,谁还在乎这点回购款。这种心态最危险。对赌失败的案子里,十个创始人有八个在签约时认为"业绩不可能不达标"。等到业绩真不达标了,才发现自己签的不是一份投资协议,而是一张以全部身家为抵押的欠条。所以不管你多有信心,签之前一定要让律师把最坏情况算给你看:如果业绩完全没完成,你个人要掏多少钱?这些钱你拿不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会怎么样?想清楚了再落笔。
风险点二:业绩补偿和股权回购,是两条请求权基础,不能混着用
这是第二个高频踩坑点,也是投资方最容易在法庭上被对方律师抓住把柄的地方。我见过不少投资方,协议里既约定了业绩补偿又约定了股权回购,出事以后两个一起主张,以为多主张多拿。结果在法庭上被对方律师一句话问住,整个诉讼策略都乱了。
有些投资协议里既约定了业绩补偿(现金补偿),又约定了股权回购。业绩没达标那一年,投资方先发函要求支付现金补偿;过了一年还没拿到钱,又发函要求回购股权。创始人这边就懵了:你到底是要补偿还是要回购?我能不能只补钱就了事?你要是拿了补偿又要回购,我不是双倍赔钱吗?这公平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首先要看合同约定的顺位和关系。民法典第585条还规定了违约金过高或过低时的调整规则——如果现金补偿的金额已经足以覆盖投资方的损失,再同时主张股权回购,就可能被认定为双重受偿。所谓双重受偿,就是投资方就同一违约事实获得了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在民事赔偿的填平原则下是不被允许的。
实务中的裁判口径大致是这样的:如果协议明确约定"业绩补偿不足以弥补投资方损失时,投资方有权选择回购",那投资方有选择权,先补钱、补不够再转回购;如果协议把补偿和回购写成并列的两个独立条款,且没有约定排斥关系,投资方一般不能同时主张——你拿了现金补偿,又要求按原投资款加利息回购全部股权,等于既拿了违约金又拿了全部投资款,双重受偿,法院不会支持。
但这里有个细节很多人没搞清楚:如果两个条款针对的是不同年度的业绩未达标,或者回购触发条件是"连续两年未达标"而补偿触发条件是"单年度未达标",那二者并不冲突。2019年单年度没完成,补2019年的差额;2020年继续没完成,触发了连续两年的回购条款,这时候主张回购是另一层法律关系,针对的是不同的违约事实。这个区别,下面案例部分还会详细讲。
| 主张方式 | 适用前提 | 法院通常态度 |
|---|---|---|
| 仅主张业绩补偿(现金) | 协议约定补偿条款且触发条件成就 | 一般支持,金额过高时可参照违约金规则调整 |
| 仅主张股权回购 | 回购义务人适格、履行条件成就 | 与创始人对赌支持率高,与公司对赌需过减资关 |
| 同时主张补偿+回购(同一年度) | 协议明确约定可以并用 | 多数法院不支持双重受偿,驳回其中一项 |
| 先补偿后转为回购(递进关系) | 协议约定补偿不足时可触发回购 | 需证明补偿已不足以覆盖投资方实际损失 |
| 补偿针对A年度、回购针对连续未达标 | 两个条款触发条件指向不同违约事实 | 法院可能分别支持,不构成重复主张 |
我们见过投资方律师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协议写了补偿也写了回购,我两个都要"。承办法官一句话就顶回去了:"你投了一千万,又要补偿又要连本带利回购,你是想收回两千万?协议哪一条写了可以同时主张?你把那条指出来给我看看。"投资方律师翻了十分钟协议,没找到。那天庭审结束后,投资方的法务在走廊里拉着我同行的律师说:"我们当初签协议的时候真没想到这两条会打架。"
所以签协议的时候,这两条的关系必须写死:是选择关系、递进关系,还是排斥关系。别留给法院去解释——法院解释的结果,往往对起草条款时没说清楚的那一方不利。我给客户改协议时,这一条至少来回改三稿:先写清楚补偿和回购各自触发什么条件,再写清楚两个条件都成就时怎么选,最后写清楚选了一个之后另一个是不是还保留。麻烦是麻烦,但比在法庭上被法官问住强。
还有一个常见误区要提醒:有些创始人以为,只要投资方拿了现金补偿,就等于放弃了回购权。这个理解不对。拿了补偿不等于放弃回购——除非协议明确写了"投资方选择现金补偿后不得再主张回购",否则投资方在满足回购条件后仍然可以主张回购。反过来也一样:投资方主张了回购,不影响它就之前未支付的现金补偿继续追讨。这两条在协议里如果没有明确的排斥关系,法院通常会认为它们各自独立、可以分别主张。这个坑,创始人这边踩得最多。
风险点三:业绩达标与否,审计报告是核心证据,但审计口径争议极大
业绩对赌的"业绩"两个字,看着清楚,实际上全是模糊地带。这一条我展开讲,因为我见过太多案子就栽在审计口径上。双方在法庭上争的不是"达没达标",而是"按什么口径算出来的达标"——同样一家公司,按A口径算净利润两千万刚好达标,按B口径算只有一千五百万差一大截。这中间差的五百万,就是官司的全部标的。
净利润是扣非前还是扣非后?政府补贴算不算?关联交易怎么剔?收入确认按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研发费用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存货跌价准备提多少?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按什么比例提?这些口径在投资协议里如果没写死,到了审计阶段就是一场拉锯战。一家年收入几千万的公司,光"政府补贴算不算净利润"这一个问题,就可能差出来两三百万。两三百万是什么概念?可能刚好够到对赌线,也可能刚好差一口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2021年1月1日施行)虽然不直接管业绩对赌,但其中关于"担保范围约定不明"的处理思路,在投资纠纷中常被参照:约定不明时,法院倾向于按通常理解并结合交易目的来解释。但"通常理解"四个字,在审计领域恰恰是最不靠谱的——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笔账的处理可能完全不同。我见过两家国内头部所对同一家公司同一年度的净利润出具了相差三百万的审计报告,理由就是研发费用资本化比例的认定不同。
实务中,投资方通常会在协议里约定"以投资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这句话看着对投资方有利,毕竟投资方有话语权选所。但反过来——如果创始人对审计结果有异议,能不能申请重新审计?法院会不会准许?
多数法院的态度是:协议已经约定了审计机构和口径,创始人在签约时就应当预见。除非创始人能证明审计机构选任程序违法、审计过程存在重大错误(比如把一笔明显应当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资本化了)、或者审计报告与原始凭证严重不符,否则法院一般不轻易启动重新审计。原因很简单:审计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专业的工作,法官不是会计师,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逐笔核对账目。法官只审程序是否正当、依据是否充分。你想让法官帮你重新算一遍账?那不现实。
这就意味着,签协议时你对审计条款多看一眼,可能比事后打半年官司有用得多。我们给创始人的建议是:净利润口径一定要写明"扣非归母净利润",政府补助和营业外收入明确不计入,关联交易的剔除标准也要列清楚——是按交易金额全额剔除,还是按市场公允价调整后剔除?研发费用是全额费用化还是允许一定比例资本化?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有没有行业惯例参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按账龄分析法还是按个别认定法?这些问题,签约时花两个小时跟会计师对一遍,比诉讼阶段花十万块钱申请重新审计划算。
还有一个细节:审计机构的选任程序。如果协议约定由投资方单方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最好在签约时加上一条"创始人有权在收到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对审计机构提出书面异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由双方共同委托一家双方都认可的国内头部所进行审计"。这一条看起来不起眼,但它是你在审计阶段唯一的程序性武器。没有这条,投资方说找哪家就找哪家,你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我再讲一个真实的办案细节。有一次我们代理创始人一方,投资方找了一家小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把一笔两千多万的政府补贴全额计入了净利润,刚好让业绩"达标"了。我们一看就知道有问题——这笔补贴是专项扶持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当计入递延收益,不能一次性计入当期利润。但协议里写的是"以投资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我们差点连重新审计的申请都提不出来。后来还是通过仔细审查审计报告,发现这家事务所在出具报告时没有获取政府补贴的批文原件,仅凭投资方提供的复印件就做了认定,程序上有瑕疵,法院才准许重新审计。最后重新审计把这笔补贴剔出去,净利润差了两千万,业绩从"达标"变成了"严重未达标"。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审计口径的争议不是纸上谈兵,它真金白银地决定了对赌成不成功。而你在签约时多写一句话,可能就省掉了后面两年的鉴定程序。
风险点四:回购触发条件成就后,投资方有行权期限,过期不行权可能失权
这个坑,踩的人最多。我说的"最多",不是夸张——我们团队过去三年接触的投资纠纷咨询里,至少有四成涉及行权期限争议。而且大部分踩坑的是投资方,不是创始人。投资方总觉得"我的权利在手,什么时候行使都行",等到真要行权的时候才发现,法律不认这个。
协议里写了"业绩未达标之日起三十日内,投资方有权书面通知要求回购"。业绩第二年就没达标了,投资方觉得再等等说不定公司还能翻身,一直没发函。等到第五年公司真不行了,才掏出协议发函要求回购。创始人这边抗辩:你早就知道业绩没达标,五年都没主张回购,现在才来,过了合理期限,回购权已经消灭。你这五年里也没跟我们提过回购的事,我们一直按正常股东关系在合作,你现在突然跳出来要求按原投资款加利息回购,这不是投机吗?
法院怎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9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
回购权在性质上更接近形成权——投资方单方意思表示就能触发回购关系的变动,不需要创始人同意。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协议约定了三十日就是三十日,没约定的,法院会根据交易惯例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一个合理期限。这个合理期限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到两年。为什么?因为形成权如果长期不行使,会让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创始人不知道投资方哪天会跳出来要求回购,公司经营决策、融资计划、股权结构都会受影响。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这个道理在形成权上体现得最明显。
我们团队去年接了一个案子,投资方在业绩未达标后十一个月才发回购通知,创始人抗辩已过合理期限。法院最后认定:十一个月尚在合理范围内,回购权未消灭。为什么?因为投资方在这十一个月里一直在跟创始人沟通业绩改善方案、参与公司董事会会议、没有表现出"放弃回购权"的意思表示。但如果拖到第三年、第四年,投资方既不发函也不参与公司治理,突然跳出来要求回购,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法院会认为你已经用行为表明了继续作为股东持有股权的意愿,现在出尔反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所以投资方这边,一旦业绩指标没完成,第一件事就是发书面函件,把行权意思表示固定下来。用EMS发,保留快递底单和函件内容,最好再做个公证。别用微信发——微信记录在诉讼中虽然可以作为证据,但送达时间、内容完整性都容易被对方挑毛病。等的每一天,都在给对方送抗辩理由。你觉得再等等公司能好转,对方觉得你五年都没主张已经默示放弃了,这个认知差到了法庭上就是几百万的输赢。
反过来,如果你是创始人,投资方长期不行使回购权,你也不能干等着。正确的做法是:在知道业绩未达标后,主动向投资方发函,询问是否行使回购权。如果投资方在合理期限内不回复,你可以在函件中明确"如贵方在三十日内未书面主张回购,视为放弃本次回购权利"。这封函件很重要——它既是你证明投资方怠于行使权利的证据,也是你固定自身立场的手段。别觉得不好意思,真到了法庭上,这封函件可能就是你最有力的抗辩武器之一。
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况:投资方发了行权函,但函件内容写得含糊其辞——"鉴于公司业绩情况,我方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这种函件在诉讼中能不能起到中断除斥期间的作用?多数法院认为不能。因为行权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你得说清楚"我要求回购全部股权,回购价款按协议第X条计算"。你只说"保留权利",等于没行使。所以投资方发函的时候,律师一定要把关,把回购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写得明明白白。
风险点五:明股实债被认定为股权后,投资方的退出路径完全不同
最后讲一个更隐蔽的风险。这个风险不直接来自对赌条款本身,而是来自投资结构的设计。很多投资方为了让创始人安心,会说"我们是来做股东的,不是来放贷款的",协议上也写着股权投资。但私下里又约定了固定收益、到期还本、不参与经营。这种结构在出事之前看着挺好——创始人觉得投资方不干预经营,投资方觉得旱涝保收。出事之后才发现,两头都不占。
有些投资,名义上是股权投资——办了工商变更、记了股东名册、投资方派了董事、参与了股东会表决。但协议里又约定了固定收益(不管公司盈亏,每年按投资额的8%分红)、到期还本(五年到期后公司或创始人按原价加利息回购全部股权)、投资方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这种"名股实债"的结构,一旦发生纠纷,法院会按实质来认定,而不是按你协议上写的"股权投资"四个字来认定。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和多地高院的审判指引都明确:应当根据当事人投资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是否约定固定收益、是否承担经营风险、是否实际参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综合认定投资性质。认定的时候,法院看的是实质重于形式——你到底是来做股东的,还是来放贷款的?判断标准不是协议标题写的是"股权投资协议"还是"借款协议",而是看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
被认定为"债",投资方可以按民间借贷或金融借款主张还本付息,利率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以内的部分受保护。被认定为"股",投资方就得遵守股权规则——不能随便抽回出资,退出只能靠转让股权、减资或者法定回购。而且如果被认定为股权但又没有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投资方在公司层面的权利还会受到进一步限制——比如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公司可以以"你实际不参与经营"为由拒绝。
这个认定直接决定了案子的走向。同样投了一千万,认定为债,按LPR四倍以内主张利息,五年下来可能收回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认定为股,只能要求按公司法和协议约定走回购或清算,公司如果已经资不抵债,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来。中间差出来的钱,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我见过一个案子,投资方按"股权回购"起诉,要求创始人按投资款加年化12%回购。创始人抗辩说这笔投资本质上是借款,应当按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重新计算利息。法院审理后认为,协议虽然写了股权投资,但约定了固定收益、到期还本、投资方不承担经营风险、不参与公司治理,实质上更接近于借贷关系。最后按民间借贷规则调整了利率,投资方主张的年化12%被调低至当时LPR的四倍,利息损失了几十万。这个判决对投资方来说是不利的——他本来想按股权退出拿更高收益,结果被按借款认定,利率反而被压低了。
所以不管你是投资方还是创始人,在设计投资结构的时候就要想清楚:这笔钱到底是股还是债?是股,就要承担经营风险,退出路径受公司法限制;是债,利率受民间借贷上限约束,但退出路径简单直接。最怕的就是协议写着股、实际做着债,到了法庭上被法院按实质重新定性,两边的好处都没占到。
这里还有一个衍生问题:如果被法院重新定性为借贷关系,那之前已经支付的"分红"怎么办?已经按"股权"方式办理的工商变更怎么办?已经行使的股东权利(比如表决权、知情权)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在名股实债案件中非常常见。法院通常的处理思路是:已经支付的超过LPR四倍部分的"分红"或"固定收益",可以冲抵本金;工商变更需要恢复原状,但这个执行起来非常麻烦,因为中间可能已经经过了多次股权变动。所以名股实债的案子,一旦被重新定性,后续的清算和恢复工作比直接打官司本身还复杂。
二、怎么挑一个真正打过投资纠纷的律师
投资纠纷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你随便找个商事律师就能打的。这类案子的特点是:交易结构复杂、协议条款动辄几十页、涉及审计评估、常常交织着公司诉讼和仲裁、有时候还需要同时打多个关联案件。选错律师,不是输输赢赢的问题,是方向直接跑偏——你以为在打回购权,律师帮你打成了合同解除,等你反应过来,时效已经过了。
第一,看他能不能在半小时内把你的投资协议结构拆明白。
第一次咨询,你把协议甩过去,好的投资纠纷律师应该在半小时内指出三个以上的关键风险点:回购义务人写的是谁、业绩口径有没有写死、行权期间多长、有没有约定管辖条款、审计机构怎么选。如果他翻了二十页还在念条款原文,说"这个协议看着挺规范的",你心里就要打个问号。规范不规范,不是看条款多不多,是看条款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遗漏、有没有埋雷。
第二,看他有没有处理过审计、评估这类专业协同案件。
投资纠纷经常需要司法鉴定:审计机构对净利润重新出具报告,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做评估。律师如果不知道怎么选鉴定机构、怎么对鉴定材料质证、怎么在庭审中质疑鉴定结论的计算口径,光有法律知识是不够的。你可以问他:"如果对方申请重新审计,你怎么应对?"好的律师会告诉你:先看对方申请的理由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重新鉴定条件,再看鉴定材料有没有经过质证,最后看鉴定方法和计算口径有没有问题。他不会跟你说"鉴定结果一般都不会错"这种话。
第三,看他对仲裁条款的敏感度。
投资协议里几乎都有仲裁条款——仲裁还是诉讼、哪家仲裁委、仲裁规则怎么适用、仲裁裁决能不能撤,这些直接决定后续维权路径。有些律师一上来就说"去法院起诉",但你协议里白纸黑字写了北京仲裁委员会,法院根本不受理。这种低级错误,在投资纠纷里不应该犯。你可以在咨询时故意问他:"我这个案子应该去法院还是去仲裁?"如果他不看协议就张口回答,大概率不靠谱。
第四,看他有没有同时代理过投资方和创始人。
不是说只代理过一方就不行,但一个同时见过两边打法的律师,更清楚对方会在哪个环节设伏。他知道投资方律师会怎么设计证据链——怎么把审计报告做成铁证、怎么把行权函件做成完美的送达证据;也知道创始人这边可以从哪些角度抗辩——审计口径对不对、行权期限过没过、回购价格是不是显失公平。这种双向经验,在谈判桌上尤其值钱。
第五,警惕两类不规范做法。
一类是打包票:"这个案子我保证帮你把回购款全要回来。"投资纠纷受履行条件、证据、对方偿付能力多重因素影响,任何拍胸脯说包赢的,你都该转身走。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会告诉你这个案子的难点、对方可能提的抗辩、最坏结果是什么。
另一类是上来就让你签全权委托且不做风险告知。投资纠纷往往周期长、费用高,负责任的律师会先告诉你大致的时间周期、费用构成、可能的鉴定费用、保全担保费用。如果你问"这个案子大概要花多少钱",他说"到时候再说",你就要小心了。
第六,看他对执行阶段有没有概念。
很多律师只管打官司,不管执行。但投资纠纷的特点是:赢了判决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执行到钱才是关键。你要问他:如果对方名下没有可执行财产,能不能追加被执行人?能不能追加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能不能通过审计调查对方有没有转移财产?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请的律师是一个"诉讼律师"还是一个"能帮你拿到钱的律师"。两者差别很大。
三、北京重光律师事务所投资纠纷业务简介
北京重光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5年,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商事诉讼团队核心成员平均执业年限超过十年,主要业务领域涵盖经济纠纷下的投资、股权、合同及金融类争议解决。
在投资纠纷方向,团队设有专项小组,服务对象包括股权投资机构、产业投资方、创始人及目标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对赌协议纠纷、明股实债认定、投资协议解除、股东出资责任等常见争议类型。团队在代理过程中注重与审计、评估机构的协同,能够应对涉及司法鉴定的复杂投资纠纷案件。
业务范围与服务内容如下:
- 对赌协议纠纷 / 回购条款效力认定与履行抗辩 / 业绩补偿计算与行权期间争议处理
- 明股实债认定 / 投资性质甄别与诉讼路径选择 / 固定收益条款效力分析
- 投资协议解除 / 解除条件成就判断与清算结算 / 缔约过失责任主张与损失计算
- 股权代持与投资退出 / 显名登记争议 / 股权转让限制与优先购买权纠纷
- 投资纠纷证据梳理 / 审计评估协同 / 仲裁与诉讼程序代理及执行阶段跟进
服务阶段与当事人可获得的产出如下:
- 案件评估与证据梳理阶段 / 投资协议结构拆解意见、争议焦点清单、初步风险评估报告 / 首次咨询后三至五个工作日内交付
- 保全与立案阶段 / 财产保全申请方案、仲裁或诉讼立案材料、证据目录与举证意见 / 根据管辖机构排期,通常两至四周完成立案
- 审理与谈判阶段 / 庭审代理意见、调解谈判策略、对方抗辩应对方案、司法鉴定质证意见 / 按审理程序节点推进
- 裁判与执行阶段 / 裁判结果分析、执行方案设计、追加被执行人申请、财产线索调查 / 裁判文书生效后即时启动执行程序
四、典型案例:业绩补偿与回购权并用,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投资方全部主张
案情简介
据公开报道,A投资机构2018年向B科技公司投资三千万元,持有B公司15%股权。投资协议约定:B公司2019年、2020年经审计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两千万元和三千万元;未达标则B公司创始股东C以现金方式向A机构补偿差额;连续两年未达标,A机构有权要求C按投资款加年化8%收益回购股权。
2019年B公司审计净利润为一千两百万元,未达标。A机构当年发函要求C支付现金补偿约四百八十万元(计算方式:两千万减去一千两百万,乘以A机构持股比例15%,再乘以约定的补偿系数)。C支付了两百万元后余款未再支付,理由是公司2019年受到行业政策影响,净利润下滑属于不可抗力。
2020年B公司审计净利润为一千五百万元,仍未达标。A机构随即发函要求C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回购价款约三千五百万元(投资款三千万加年化8%两年收益四百八十万)。
C抗辩称:自己已经支付了部分业绩补偿,A机构不能再同时主张股权回购,否则构成双重受偿;且A机构在2019年业绩未达标后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张回购,回购权已消灭;另外A机构主张的回购价款中包含了已付的两百万元补偿,属于重复计算。
争议焦点
第一,现金补偿与股权回购能否同时主张;第二,A机构在2020年底发函要求回购,是否超过合理行权期限;第三,回购价款的计算基数是否应当扣除已支付的现金补偿。
法律适用
法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责任条款、第585条违约金调整规则,以及第199条关于形成权存续期间的规定。
关于行权期限,法院认为: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回购触发条件是"连续两年未达标",这意味着回购权的行使前提是两个年度业绩均未完成。A机构在2019年单年度未达标后,仅主张现金补偿,此时回购条件尚未成就——既然条件尚未成就,就不存在行权期限起算的问题。2020年继续未达标后,"连续两年未达标"这一条件方才成就,A机构随即发函,并未超过合理期限。
关于同时主张的问题,法院认为:A机构在2019年仅主张了针对2019年度的现金补偿,并未同时主张回购;2020年回购条件成就后主张回购,与之前已主张的现金补偿指向不同年度的违约事实,二者并不构成双重受偿。但是,A机构在计算回购价款时,将已支付的两百万元现金补偿计入了投资收益部分,这属于重复计算——因为现金补偿是针对2019年度业绩差额的赔偿,而回购价款中的年化8%收益已经包含了对投资期间资金成本的补偿,两笔款项针对的是同一笔投资的同一期间,不能叠加。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C向A机构支付剩余现金补偿约两百八十万元;C按投资款三千万元加年化8%收益(扣除已付现金补偿部分对应的金额)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扣除后回购价款约三千两百万元。C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这个案子厘清了三个实务中常被混淆的问题:一是行权期限的起算点应当以回购条件全部成就之日为准,而非单年度业绩未达标之日;二是业绩补偿和回购权在"连续未达标"条款下可以分别主张,不构成当然的双重受偿;三是已支付的现金补偿在计算回购价款时应当予以扣除,避免投资方就同一笔投资获得超额收益。对投资方来说,这个判决的启示是:行权函件要及时发,但计算金额时要仔细核对;对创始人来说,签协议时把"连续两年"的触发条件改成"任一年度",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我补充一句这个案子在二审中的一个细节。C的上诉理由里有一条:A机构在2019年业绩未达标后,曾以股东身份参加了B公司的股东会并表决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这说明A机构已经以实际行为选择继续作为股东持有股权,应当视为放弃了回购权。二审法院没有采纳这个抗辩,理由是:参加股东会和表决利润分配,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和正常行为,不能仅凭投资方在对赌期内继续行使股东权利就推定其放弃了回购权。除非有明确的书面放弃声明,否则继续行使股东权利不等于放弃回购权。
这个细节对投资方来说是个利好——你不用担心因为正常参加股东会就被对方说成"放弃回购"。但对创始人来说,如果你想证明投资方放弃了回购权,光拿出他参加股东会的记录是不够的,你得有他明确说"我不要求回购了"的书面证据。
五、投资纠纷高频问题解答
问:跟创始人个人签的回购条款,法院一定会支持吗?
不一定。虽然与股东对赌的效力原则上被认可,但如果回购价格明显过高、创始人主张显失公平,法院可能参照违约金调整规则酌情调低。此外,如果投资方本身是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涉及国资审批或信息披露程序瑕疵,也可能影响条款效力。签约前最好让律师把回购价格的计算公式倒推一遍,看看是否在合理区间。
问:公司账上没钱,创始人个人也没资产,回购款拿不回来怎么办?
这是投资纠纷里最现实的问题。胜诉判决拿到了,执行阶段找不到财产,等于一张白条。所以签约阶段就要做功夫:要求创始人提供配偶连带担保、要求创始人将名下房产或股权设定质押、或者引入第三方回购义务人。等到诉讼阶段再考虑财产保全,对方早把资产转移完了。
问:投资协议里约定了仲裁,还能向法院申请保全吗?
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9月1日修正)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仲裁前和仲裁中都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具体操作上,不同法院的要求有差异,建议立案前先咨询熟悉仲裁程序的律师。
问:明股实债被法院认定为股权,投资方还有什么退出途径?
被认定为股权后,投资方不能直接抽回出资,但仍然有几条路:一是依据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款主张回购(需过公司法关于减资和利润分配的限制);二是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或创始人;三是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形下请求公司回购股权;四是如果创始人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情形,可另行追究其责任。
问:投资纠纷案件一般要打多久?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方不上诉,一审可能六到八个月。但投资纠纷通常涉及审计鉴定、管辖异议、对方反诉等程序,周期拖到一年以上很常见。如果走到执行阶段,又可能再耗半年到一年。所以签约时把条款写清楚,比事后打两年官司划算得多。
问:对赌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投资方的钱怎么要回来?
如果对赌条款被认定无效(比如与目标公司对赌但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投资方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投资方可以主张返还投资款本金,并要求按过错程度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但注意:返还的是本金,不是你按回购条款算出来的"投资款加年化收益"。收益部分能不能赔、赔多少,要看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这个差别非常大——按回购条款算可能拿回来三千八百万,按无效返还算可能只拿回来三千万加同期LPR利息。所以打对赌案子,第一步就是先确认条款效力,别上来就按回购金额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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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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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老律师笔记|对赌业绩补偿落空能否主张回购 把高频争议点与裁判口径讲清 投资纠纷律师 2026|商事争议解决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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