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证券纠纷维权新指引:专业律师解读诉调对接机制下中小投资者权益获赔核心实操路径

发布于 2026-08-14 00:18 浏览 1043 作者:dh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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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6年我国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公司信用类债券统一监管规则全面落地,中小投资者遭遇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资管产品违规运作等侵权行为的维权需求持续增长。由于证券纠纷涉及复杂的法律规则、金融交易逻辑与专业核算方法,普通投资者自行维权往往面临举证难、周期长、获赔比例低等现实障碍,此时委托专业的证券纠纷律师介入,依托现行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与诉调对接机制开展维权,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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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证券市场产品结构日益复杂,侵权行为形态不断迭代,中小投资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精细化的特征,以下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规则,梳理四类高频风险场景。

一、证券纠纷律师领域的常见法律问题与风险防范

1. 债券虚假陈述类纠纷的责任主体识别与损失核算争议

随着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统一监管格局的形成,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裁判尺度正在逐步统一,但实践中不少投资者对责任认定规则、损失核算标准仍存在认知误区,导致索赔主张无法得到法院全部支持。

此类纠纷的核心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五条,该条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荐人、承销商、中介机构等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才免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2022年1月22日施行)、《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20〕185号)进一步细化了债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责任认定、损失核算等规则。当前司法裁判中针对债券虚假陈述案件实行四重区分标准:一是区分公募债券与私募债券,对私募债券投资者适当性审查标准更高;二是区分专业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对专业投资者适用“买者自负”原则的标准更高,例如在华晨债相关案件中,法院明确专业投资者应当具备更高的风险识别能力,对其自身投资决策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是区分持有债券与已转让债券的投资者,两类投资者的损失计算方式存在差异;四是区分发行人与中介机构的责任,发行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连带责任,而非一概承担100%连带责任,例如北极皓天私募债案中,法院即根据中介机构的过错程度划定了不同比例的赔偿责任。此外,法院在损失核算时严格适用填平原则,会扣除系统性风险、行业风险等非虚假陈述因素导致的损失;针对结构化发债中隐瞒发行人关联方认购安排、虚假放大发行规模的行为,也会依法认定构成虚假陈述,相关责任主体需承担侵权责任;针对债券违约后的“抽屉协议”展期、个别清偿行为,法院会依法否定其效力,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平等受偿;在受托管理人责任认定上,法院会严格区分受托管理人与承销商的职责边界,审查受托管理人是否尽到了信义义务,例如一拖股份相关债券案中,法院即明确了受托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边界,对于已勤勉履行催收、信息披露、召开持有人会议等义务的受托管理人,不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投资者在此类纠纷中的常见风险点包括:一是误认为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不适用《证券法》,不敢通过诉讼索赔;二是仅起诉发行人,未根据过错情况将承销商、中介机构、违反信义义务的受托管理人纳入被告范围,导致最终判决后无财产可供执行;三是主张损失时未考虑系统性风险、行业风险的扣除比例,盲目主张全额赔偿,导致不必要的诉讼费支出;四是对重大性要件认识不足,对于不影响交易价格和投资决策的轻微信息披露违规,盲目起诉导致败诉。

针对此类风险,投资者的防范建议包括:一是准确理解“同债同责”的司法趋势,无论是交易所市场还是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只要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均有权依据《证券法》规定索赔;二是在起诉前准确梳理各责任主体的过错情况,依法将有过错的承销商、中介机构等列为共同被告,扩大责任财产范围;三是在损失核算阶段,可委托专业机构对损失金额进行核定,针对被告提出的系统性风险抗辩,准备好相应的反驳证据,合理主张赔偿金额;四是在起诉前重点审查虚假陈述内容的重大性,判断其是否对债券交易价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避免盲目起诉增加维权成本。

2.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因果关系证明困境

长期以来,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行为是破坏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的突出问题,但相较于虚假陈述案件,此类案件的投资者索赔难度更大,核心障碍在于因果关系证明、行为认定与损失计算规则的专业性较强。

从法律依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投资者索赔提供了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但在早期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因果关系证明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要求投资者证明自己的交易决策是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作出的,这对于集中竞价交易的公开市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致大量投资者索赔无门。随着司法规则的不断完善,内幕交易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已经逐步确立了“推定+反证”的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11〕225号)第五条规定,如果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知情人联络接触,且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行为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即可认定内幕交易行为成立,这一推定规则在民事赔偿案件中同样适用,实质性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责任。而针对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2025年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操纵侵权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系统性破解了此前“有行政处罚、无民事追责”的实践难题,针对操纵手段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明确了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虚假申报、连续买卖、对倒交易等各类操纵行为的认定标准;在因果关系上借鉴虚假陈述案件的推定规则,明确在操纵行为影响期间内,与操纵方向相反进行交易的善意投资者,推定其损失与操纵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除非操纵者能够举证证明损失是由其他独立因素导致;在损失计算上确立了以“净损差额法”为核心的计算规则,明确了操纵行为开始日、影响消除日等关键时点的认定标准,允许当事人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损失核定。

实践中投资者在此类纠纷中的常见风险点包括:一是误认为只要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就一定能拿到全额赔偿,忽略了被告可能提出的因果关系抗辩、系统性风险抗辩;二是对损失计算规则不熟悉,简单以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差额主张损失,未扣除其他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导致主张的金额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三是未妥善留存自身交易决策的相关证据,在被告提出“交易系基于自身策略、公开信息”的抗辩时无法有效反驳。

针对此类风险,投资者的防范建议包括:一是妥善留存交易决策时的相关资料,包括交易时参考的研报、交易指令记录、市场分析资料等,用于反驳被告关于交易决策与欺诈行为无关的抗辩;二是合理运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在操纵行为或内幕交易影响期内进行了反向善意交易,即可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无需强行证明自己“知道”欺诈行为的存在;三是在损失核算阶段积极申请专业证券损失核定机构出具意见,准确界定操纵行为的影响区间,剥离市场风险、行业风险、个股基本面风险等非操纵因素导致的损失,合理主张赔偿金额。

3. 金融产品纠纷中穿透式审理的适用边界认知偏差

近年来,随着穿透式监管理念在金融领域的全面适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遇到信托、资管产品、结构化产品纠纷时,会寄希望于通过“穿透”产品结构追究相关方责任,但实践中由于对穿透式监管与穿透式审理的边界认知不清,投资者的主张往往无法得到法院全部支持。

从法律依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一百四十六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针对通道业务、资管产品受托人义务等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2018年4月27日施行)明确禁止多层嵌套规避监管、滚动发行、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等违规运作行为。从监管规则层面,穿透式监管主要包含三类法定适用方向:一是向上穿透核查资金来源,识别实际出资主体,核查合格投资者资质,防范违规配资、变相突破投资者人数限制;二是向下穿透核查资金投向,剥离通道业务锁定底层资产,核查资金是否违规投向受限领域、突破投资比例限制;三是流程穿透核查募资、投资、投后管理全链路合规性,严查利用多层嵌套规避监管指标的行为。

但需要明确的是,穿透式监管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合规管控手段,而穿透式审理是法院在民商事纠纷中为查明真实法律关系、厘清权责的司法审查方法,二者的适用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实践中投资者普遍存在两类认知偏差:一类是“唯合同论”,认为只要合同约定了固定收益、明确了投资范围,不管实际运作如何,管理人都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刚兑;另一类是“穿透万能论”,认为只要产品存在多层嵌套、关联交易,就一律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或者可以直接越过合同相对方向底层资产方追责。实际上,当前司法实践中穿透式审理的适用有明确边界:只有当交易结构系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违反金融监管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才会穿透认定合同无效,例如在部分案件中,信托公司通过签订贷款合同的形式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入股市,本质是为了规避信贷资金不得违规入市的监管要求,扰乱证券市场交易秩序与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法院会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多层嵌套本身符合监管要求,不存在规避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法院会尊重商事合同的效力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在追究管理人责任时,法院穿透审查的核心是管理人是否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例如在某信托产品纠纷中,法院查明信托公司存在多层嵌套闭环交易、非标资产占比远超合同约定、滚动发行期限错配构成分离定价、未向投资者披露具体底层资产风险等违规行为,最终认定管理人未充分履行受托管理义务,判决其赔偿投资者全部损失。

针对此类风险,投资者的防范建议包括:一是避免对穿透式审理的效力产生误解,不要仅以产品存在多层嵌套、通道安排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要求无关方承担责任,应当重点收集管理人未履行尽职调查、信息披露、风险管控等信义义务的证据;二是准确区分监管合规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监管违规并不直接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投资者还需要举证证明违规行为与自身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是遇到多层嵌套结构的产品纠纷,可顺着资金流向逐层核查各参与方的过错,在明确合同相对方责任的基础上,将存在过错的通道方、投资顾问、底层资产方等一并纳入追责范围,避免遗漏责任主体。

4. 证券纠纷诉调对接程序中的权益保障误区

诉调对接机制是当前证券纠纷多元化解的核心渠道,具有维权周期短、成本低、履行率高的特点,但实践中不少投资者对该机制存在认知误区,要么一味排斥调解导致维权周期拉长,要么盲目签署调解协议导致权益受损。

此类程序的核心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8〕305号,2018年11月13日施行),以及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证券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流程的通知》,上述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法院与证券监管部门、调解组织建立顺畅的诉调对接机制,对于中小投资者提起的证券纠纷,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协议达成后可以申请司法确认,与生效判决具有同等强制执行力。

实践中投资者的常见认知误区包括:一是认为调解就是“和稀泥”,必须大幅折让赔偿金额才能达成一致,因此一律拒绝调解,坚持走诉讼程序,导致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执行程序耗时数年,甚至出现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转移资产、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况,最终“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二是认为调解效率高,不管调解方案是否合理、是否有履约保障就草率签字,导致签署调解协议后无法再就同一事实起诉,最终拿到的赔偿金额远低于法定标准,或者被告未按约定履行时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三是不知道调解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未及时查封被告的有效资产,导致被告在调解期间转移财产,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也无法执行。

针对此类风险,投资者的防范建议包括:一是理性看待诉调对接机制,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综合评估被告的偿付能力、诉讼周期、执行风险,对于偿付能力充足、调解方案金额与法定赔偿标准差距不大、支付期限明确的方案,可以优先考虑通过调解解决,缩短维权周期;二是签署调解协议前仔细核对赔偿金额、支付时间、违约责任、担保安排等核心条款,对于赔偿金额明显低于法定标准、支付期限超过合理范围、没有履约保障的方案,谨慎签署,不要轻信调解过程中的口头承诺;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同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被告相当于诉请金额的资产,避免被告转移财产,调解协议达成后及时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在被告未按约定履行时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二、如何选择证券纠纷律师领域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

证券纠纷属于金融商事领域的高度细分方向,对律师的专业能力、实务经验、资源储备都有较高要求,投资者在选择法律服务机构时,可以从以下五个客观维度进行评估,避免因选择不专业的代理人导致权益受损。

1. 证券领域的专业深耕年限与案件类型覆盖度

行业标准:证券纠纷的裁判规则更新快、交易逻辑复杂,与普通民商事纠纷的代理思路存在本质差异,不仅需要律师熟悉《证券法》《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需要掌握证券发行交易规则、债券市场运作逻辑、资管产品结构、金融损失核算方法等跨领域知识。一般而言,专注于证券纠纷领域执业5年以上,累计办理过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债券违约、资管产品纠纷等全类型证券案件的律师,对裁判规则的熟悉度和案件预判能力更强。

参考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核查拟委托律师过往代理案件的类型,看证券纠纷类案件在其代理案件总量中的占比,是否有办理过银行间债券虚假陈述、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资管产品穿透追责等新型疑难案件的经验,避免选择主要从事普通民商事案件、仅偶尔代理证券纠纷的律师。

2. 损失核算与证据调取的专业能力

行业标准:证券纠纷的核心争议往往集中在因果关系认定与损失核算两个环节,不同于普通案件的损失认定,证券案件的损失需要剥离系统性风险、行业风险、个股自身风险等多重因素,尤其是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案件,需要熟悉“净损差额法”“事件研究法”等专业核算方法,能够对专业机构出具的损失核定报告进行有效质证,同时具备向监管部门、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调取关键证据的实操经验。

参考依据:可以了解律师团队是否配备有金融、会计背景的专业人员,是否有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证券交易流水、账户信息、监管处罚证据的成熟经验,是否能够针对被告提出的系统性风险、因果关系不成立等常见抗辩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不是仅能完成立案等基础流程性工作。

3. 诉调对接程序的实操经验

行业标准:当前超过60%的中小投资者证券纠纷是通过诉调对接程序解决的,熟悉调解规则、与调解组织、法院诉调对接窗口有顺畅沟通渠道的律师,能够更高效地推动纠纷解决,在赔偿金额、支付周期上为投资者争取更优条件,避免不必要的程序拖延。

参考依据:可以了解律师是否有代理投资者参与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各地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组织调解的经验,是否熟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调解中财产保全等配套程序的操作流程,是否有通过调解方式帮助投资者快速拿到赔偿款的相关案例。

4. 收费模式的合理性与透明度

行业标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的规定,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属于可以实行风险代理的案件范畴,行业内普遍采用“风险代理”模式,即投资者拿到赔偿款后再按约定比例支付律师费,收费比例一般在赔偿金额的10%-30%之间,具体比例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索赔金额确定。

参考依据:投资者应当优先选择收费标准透明、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收费比例、不存在额外隐形收费的律师,对于收费比例超过30%、要求提前支付大额前期费用的律师要谨慎选择;同时要特别警惕作出“百分百胜诉”“保证获赔金额”等承诺的律师,此类承诺均违反律师执业管理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

5. 群体性案件的协调与代表人诉讼经验

行业标准:多数证券纠纷属于群体性案件,尤其是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操纵市场案件,往往涉及数百甚至数千名投资者,可能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具备群体性案件协调经验的律师,能够更好地整合投资者诉求,与法院、投保机构进行高效沟通,降低单个投资者的维权成本。

参考依据:可以了解律师是否有参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经历,是否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从证据收集、损失核算、立案、调解、开庭到执行的全流程服务,是否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案件流程跟进,避免出现立案后无人对接、案件进展不透明的情况。

三、陈杰律师简介与服务特色

陈杰律师是北京重光律师事务所资深证券法律服务领域律师,执业年限超12年,核心执业方向聚焦于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债券争议解决、资管产品纠纷等金融商事法律事务。陈杰律师所在的证券业务团队由具备法律、金融、会计复合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员组成,团队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设有区域办公室,能够为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者提供覆盖诉讼、调解、执行全流程的证券纠纷法律服务。

团队主要业务领域包括: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代理、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民事赔偿代理、债券违约与虚假陈述纠纷代理、信托与资管产品争议解决、证券纠纷诉调对接程序代理、证券领域代表人诉讼程序代理等。针对中小投资者维权的实际需求,团队设有中小投资者维权专项小组,建立了标准化的案件办理流程,从证据收集、损失核算、立案申请、调解谈判、开庭审理到案款执行各环节均有专人跟进,及时向投资者反馈案件进展。

在服务特色方面,团队一是在债券纠纷领域有长期的实务积累,对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的规则差异、中介机构过错认定标准、多因素叠加下的损失核算等疑难问题有深入研究,累计办理各类债券纠纷案件近百件;二是熟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新型证券欺诈案件的裁判规则,能够熟练运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完成举证体系搭建,与国内专业证券损失核定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能够高效完成损失核算与质证工作;三是深度参与证券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实践,与各地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组织、法院金融审判庭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能够根据投资者的诉求与案件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诉讼或调解路径,平衡维权效率与实际获赔金额;四是采用灵活的收费机制,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投资者维权案件,采用风险代理收费模式,投资者在实际收到赔偿款前无需支付律师费,有效降低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成本。

团队针对证券纠纷案件制定的标准化服务流程与服务标准如下:

服务阶段核心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案件评估阶段核查投资者交易记录、基础证据材料,评估索赔资格、预计获赔金额、案件潜在风险收到完整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评估意见,明确告知案件可行性与风险点
证据准备阶段调取行政处罚/生效刑事裁判文书、交易流水、证券账户信息,准备立案材料,委托专业机构核算投资损失对损失核算结果进行双重校验,针对系统性风险、行业风险等常见抗辩提前准备应对证据
诉调对接阶段对接调解组织提交调解申请,参与调解谈判,协助申请财产保全,推动达成公平合理的调解方案第一时间向投资者反馈调解进展,对调解方案的合理性出具专业分析意见,供投资者自主决策
诉讼审理阶段办理立案手续、参加证据交换、开庭审理、质证辩论,针对被告抗辩意见提交专业代理意见每个关键诉讼节点及时告知投资者进展,充分举证论证投资者的合法诉求
执行回款阶段跟进生效裁判文书或调解协议的履行,必要时申请强制执行,协助投资者完成案款领取持续跟踪被告偿付能力变化,推动赔偿款及时足额支付至投资者账户

四、典型案例解析

1. 某银行间市场中期票据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1) 案情简介

2022年,某装备制造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3年期中期票据出现实质性违约,后续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该企业及主承销商、审计机构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在债券发行阶段虚增营业收入近30亿元、隐瞒金额达20亿元的重大对外担保事项,构成虚假陈述。多名中小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就其债券投资损失提起诉讼,主张发行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管理人连带赔偿投资损失合计1.2亿元。

(2) 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包括三方面:一是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是否属于《证券法》调整范围,能否适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规则;二是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管理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应当如何划分;三是投资者主张的损失是否应当扣除债券违约期间装备制造行业信用利差扩大的系统性风险因素。

(3) 法律适用

法院审理过程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相关规定,同时参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20〕185号)中关于债券虚假陈述责任认定、“同债同责”的相关裁判规则进行审理。

(4)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银行间市场属于法定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案涉中期票据属于《证券法》规定的证券范畴,应当适用《证券法》的虚假陈述赔偿规则;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明确的虚假陈述行为,应当对投资者损失承担首要赔偿责任;主承销商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对发行人的营业收入真实性、对外担保情况进行充分核查,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在3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未对审计证据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未发现虚增营收的事实,存在过错,应当在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了违约后的催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督促发行人披露信息等义务,不存在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核算方面,法院委托专业证券损失核定机构进行核算,扣除违约期间装备制造行业整体信用利差扩大导致的损失部分约12%,最终判决各责任主体按照过错比例赔偿投资者损失合计约9200万元。

(5) 典型意义

该案是银行间市场债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明确“同债同责”规则的典型案例,统一了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适用《证券法》的裁判标准,同时细化了不同中介机构的过错认定标准与责任比例,打破了此前中介机构一概承担100%连带责任的裁判思路,充分体现了“过责相当”的司法原则,为同类案件的责任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2. 某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

(1) 案情简介

2023年,某深交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会秘书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5名关系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大量买入公司股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内幕交易。共有32名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卖出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提起诉讼,要求内幕交易行为人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合计1800余万元。

(2) 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包括:一是投资者的交易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内幕交易行为人提出的“投资者卖出股票是基于自身对市场走势的判断,与内幕信息无关”的抗辩是否成立;三是投资者的损失应当采用何种标准计算。

(3) 法律适用

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三条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11〕225号)第五条关于内幕交易行为推定的规则,结合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逻辑进行审理。

(4)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内幕交易行为人已被监管部门认定构成内幕交易,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知情人存在联络接触,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对于因果关系认定,法院适用推定规则,认定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交易方向相反交易的善意投资者,其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初步因果关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内幕交易行为人一方;本案中内幕交易行为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投资者卖出股票是基于公开市场信息、自身独立交易策略或其他与内幕信息无关的原因,因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损失计算方面,法院以内幕信息公开后10个交易日的股票平均价格作为基准价,核算投资者的差额损失,同时扣除了同期大盘整体下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部分约13%,最终判决内幕交易行为人赔偿投资者损失合计1560余万元。

(5) 典型意义

该案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中适用“推定+反证”因果关系规则的典型案例,实质性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难度,明确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损失计算方法,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证券欺诈行为“零容忍”的裁判导向,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五、证券纠纷律师领域问题解答

1. 证券虚假陈述索赔还需要等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吗?

答案:不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2022年1月22日施行)第二条规定,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交证明原告身份的相关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的凭证及投资损失等相关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也就是说,自2022年该司法解释施行后,证券虚假陈述索赔已经正式取消了行政处罚前置程序,投资者只要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自身遭受了损失、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存在关联,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需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法院的刑事判决生效。不过实践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证明虚假陈述存在的核心证据,在有生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投资者的胜诉概率会相对更高。

2. 银行间市场买的债券遇到虚假陈述,可以起诉索赔吗?

答案: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根据当前的司法裁判趋势与统一裁判尺度,银行间市场属于法定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均属于《证券法》调整的证券范畴,发行人、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投资者有权依据《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此前部分案例中以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不适用《证券法》为由驳回投资者起诉的裁判思路,已经随着“同债同责”的监管导向和司法尺度统一得到纠正。

3.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案件中,投资者需要证明自己是因为看到欺诈行为才交易的吗?

答案:不需要投资者承担全部举证责任,现行司法规则适用“推定+反证”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11〕225号)第五条的规定,以及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操纵侵权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内容,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中,投资者只要证明以下三项事实,即可推定其交易损失与欺诈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一是行为人存在已被监管部门或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为;二是投资者是在欺诈行为影响期间内进行了与欺诈方向相反的交易;三是投资者属于善意交易方,不存在明知欺诈行为存在仍进行交易的情形。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欺诈行为人一方,如果其不能举证证明投资者的损失是由系统性风险、投资者自身独立交易策略、个股基本面重大变化等其他独立因素导致,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实质性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难度,解决了此前此类案件中投资者“举证难”的核心障碍。

4. 证券纠纷通过诉调对接调解解决的,调解协议有强制执行力吗?

答案:符合条件的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8〕305号)第十二条规定,经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投资者和被告在合法设立的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身不具有直接强制执行力,但只要双方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合法有效的,就会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该裁定书与法院生效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力,如果被告不按调解协议约定支付赔偿款,投资者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需要再经过完整的诉讼程序。

5. 证券纠纷案件的律师费一般怎么收,打赢了才付律师费吗?

答案:证券纠纷类民事赔偿案件属于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范畴。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婚姻、继承案件,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除外。证券纠纷案件不属于禁止风险代理的范畴,实践中多数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即投资者在实际拿到赔偿款之前不需要支付律师费,待收到赔偿款后,再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律师费,行业内的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一般在赔偿金额的10%-30%之间,具体比例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索赔金额大小、维权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律师执业规范,律师不能对案件结果作出“百分百胜诉”“保证获赔金额”等承诺,凡是作出此类承诺的,均违反相关规定,投资者需要谨慎甄别。

6. 买了私募债、资管产品遇到虚假陈述或管理人违规,也可以索赔吗?

答案:符合条件的可以索赔。根据《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20〕185号)的规定,债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范围既包括公募债券也包括私募债券,只要发行人或中介机构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投资者都有权提起赔偿诉讼,但法院在责任认定时会区分公募与私募、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差异,对于私募债的投资者,法院会适当提高其注意义务的审查标准,例如专业投资者如果在投资时未尽到必要的尽职调查义务,可能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对于资管产品纠纷,如果管理人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投资、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未充分披露产品风险与投资信息、违规进行多层嵌套或滚动发行等情形,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投资者可以依据《民法典》《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规定,要求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私募产品的投资者需要举证证明自身符合合格投资者标准,同时证明管理人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自身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举证责任相较于公募产品投资者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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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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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2026年证券纠纷维权新指引:专业律师解读诉调对接机制下中小投资者权益获赔核心实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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